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
一九〇五年生于永嘉县岩头区港头村。
——李得钊烈士
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一九〇五年生于永嘉县岩头区港头村。父亲李立勋是农村鞋匠。李得钊六岁时，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贫困，终身未娶。父亲和叔父终日辛劳，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三口之家还是难得温饱。由于营养不足，李得钊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很懂事，尊敬长辈，邻里交口称赞，并力劝其父亲让他入塾从师。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去学费。李得钊从屋角里找到一块祖上用过的肉砧板，洗擦干净，叔父帮他钉上四根木棒当脚，这就是少年李得钊的课桌子。豪富子弟讥笑他，他对同学说：“我不同他们比桌凳衣着，我们是来读书的！”
一九一七年舂，李得钊考入永嘉县立岩头高等小学。他和金贯真等同学一起，受到校长谢文锦进步思想的熏陶。谢文锦兼授英语课，李得钊的英语成绩尤为突出。一九二〇年春，李得钊以优等生的成绩得减免费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艺文中学是英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校里有不少教规：如三餐饭前的祈祷，平时的圣经课程，星期日的礼拜等等。李得钊只是表面应付，思想上并不信那一套。实际上他在校时就写文章揭露过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
李得到在校学习勤奋，为了提高英语表达能力能力，常同英语教师、英人亲属用英语会话。有一次他同英人校长蔡博敏幼女隔栅交谈的事被蔡知道后，竟动手打了李得钊一巴掌，李得钊心情十分激愤，更加看透了这些洋老爷的伪善面目。
李得钊经常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时进步学生组织——“溪山学友会”的活动。他和金贯真等学友一起，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楠溪山乡进行宣传演出，宣传新文化与进步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通过这些活动，既教育了群众，又锻炼了自己。
那时候，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不聊生，李得钊就学于教会学校，感受尤深。他为此写了许多谴责黑暗邪恶势力、追求真理、歌颂光明的诗文，如:
《灯蛾》
灯蛾扑火似无成，
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
粉身碎骨向光明。
《萤火虫》
莫道流萤小小虫，
抗暴大胆称英雄，
风风雨雨无所惧，
长此发光黑暗中。
字里行间，抒发了为真理奋斗，为光明献身的宏伟志向。
一九二四年，李得钊中学毕业后，受聘在母校附小任教。这年秋天，谢文锦从上海来到永嘉，筹建党团组织。次年春李得钊同金贯真等八人，被首批介绍加入“SY”组织，后转为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谢文锦在介绍他加入“SY”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人极诚恳可靠，他现虽仍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教会中曾屡次要保送他到南京神学院里去读书，而他拒绝之，不过他现在为经济所迫，势不能不暂在彼混饭吃耳！”一九二五年七月，在谢文锦的资助下，他和金贯真一起离温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我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大学，许多箸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曾先后在这里讲学。李得钊离开臭腐的教会学校进入革命的上海大学，真好象雄鹰从樊笼里飞到广阔的天空！他不知疲倦地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斗争，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二五年冬，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李得钊受到很大的鼓舞。由于他擅长英语，俄语也学得很快，三个月后，就一边学习一边担任翻译工作。一九二七年二月，李得钊离苏回国，受共产国际和我党中央的委派，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他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动身到广州，后来又到武汉、南昌为东大招收了大批学员。
一九二八年，李得钊在《红旗》报社担任编辑，还兼做团中央的工作。他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曾在日本革命刊物上转载。他应《列宁青年》编辑部之约，为《列宁青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十一周年专号撰写了三篇重要文章，題目是《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十一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概况》。一九二九年五月，李得钊在《列宁青年》第十六期发表了纪念“五卅”四周年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
—九三〇年，李得钊在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他是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
—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李得钊的亲密战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在温州壮烈牺牲。五月三十日，李得钊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党中央《红旗》报上，他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支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之前没有悲哀，而只有愤恨；没有流泪的叹息，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我们发誓：血债要血还！我们深信：要他们还债的日子不会在遥远的将来的！
一九三三年李得钊调到中央特科总务部工作，以后又到上海中央局担负主要工作。他的爱人周惠莲是临时中央局的交通员。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时左右，李得钊和李竹声等在中央分局机关（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过了一个时左右，周惠莲也在家里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组织的营救下，周惠莲获释回家。李竹声成了可耻的叛徒。李得到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坚不吐实，不久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这年九月间，周惠莲分娩后还只二十天，她又被捕了，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她认作婆母的夏娘娘（我党烈士夏之栩的母亲，赵世炎的岳母）和李得钊的两个孩子（大的三岁，小的刚出生二十天）。周惠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还是坚持六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是—个不识字的妇女，问她什么事，都说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对她抓住不放。十一月间，也被作为政治犯而移送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周惠莲带着两个孩子和夏娘娘—起被送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号子时，李得钊正巧被囚禁在隔壁的号子里，他一听到周惠莲和孩子们的声音，就说：“你也来了！”周惠莲说：“我和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隔着墙壁，互相勉励：要做革命的硬骨头。当天晚上，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里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刑拷打，虽有叛徒证明，但他态度坚定，拒不承认。从被捕时起，他就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机密。他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一切问题，对法官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他以同乡名义向李得钊劝诱说：“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呢！”李得钊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蠢事”。又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命是不会长的，你们要杀就杀，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他天天早上起来，就端端正正地穿好服装，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搞到了纸笔，给父亲寄了封“绝命书”。李得钊在这信中述说自己革命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决心；又回顾往事，说自己六岁丧母，赖老父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老父现又得抚养年仅数岁的孤儿，—生处境，如此悲惨，实常人所罕有；最后望老父心地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已为期不远……。他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述说他爱人周惠莲的境况，请他们对她和孩子的生活多加照料。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顺元在回忆李得钊这段经历时写道：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人们都很钦佩李得钊的革命气节。我一进监狱就知道，李得钊是整个牢房里最坚强、表现最好的共产党员。李得钊的表现，确实使我们党员的威信更高了。他坚持斗争，不自首，不但使普通“犯人”佩服他，就连有的法官也佩服他……他是一位最好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李得钊被判了十五年的徒刑。判刑后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到南京军人监狱里去。周恵莲和夏娘娘一起，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
李得钊被判刑后，在狱中天天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里写了一首抒情诗——《烦闷》。在这首诗里，曲折地描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表达了他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斗 争 到底的决心，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利刃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这里监禁的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李得钊在这座天牢里，拥挤得无法睡觉，有时只得轮流睡一会儿；吃的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搞点水喝也困难。李得钊刑伤累累，肺结核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他隔壁号子的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很为他担忧，有一次掏钱买了八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吃。李得钊身体发烧，草菅人命的狱医只是给他连续服用剂量过重的金鸡纳霜。一九三六年九月，终于被折磨致死，年仅三十一岁。
中央档案馆存有廖华为李得钊写的“简略”，其末段写道：李得钊同志性情和蔼，精通英文，有翻译多种，惜其书不传。
解放后李得钊烈士的大儿子李海燕上书政务院，周总理复示说：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关于追认烈士的事，已函告华东军政委员会，请陈毅同志办理。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了烈士证书（00329号）。政务院还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李海燕保送浙江师范学院学习。李得钊的次子，出生二十天即随母入狱，过着非人的生活，难友呼之为“囚童”，狱卒骂他为“小共产”。周惠莲一九三七年出狱后前往延安，将他改名李钊，表示对他父亲的怀念，并激励他继承父亲遗志，做一个革命接班人。李钊一九六三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布鲁诺航空学院动力喷气系毕业，现在已经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了。
李得钊烈士的遗像、遗作及其革命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