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42）

王明扬，原名王炳康，1913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市江东古藤桥。祖父和父亲都在上海，一从医，一经商。王明扬两岁时，全家即迁居上海。幼年他求学于九亩田万竹小学，毕业后进入南市民立中学。在校时，他经常阅读鲁迅及其他进步作家的著作，思想见解高人一筹。1931年，当他还在中学读书时，就积极进行戏剧创作，并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及亲戚都是商界人士，家庭生活优裕，安于现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残酷的反革命大屠杀，全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父母对王明扬经常夜不归宿，很是担忧，生恐他的行为打破家庭平静、安逸的生活，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劝他少外出。为了排除家庭的忧虑和阻力，他用生动的事例向父母宣传只有国盛才有家荣。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假若人人怕死，何人救国？”同时还写了一片慷慨激昂的论文呈给父亲。在这篇文章中，他陈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深的现状，说明自己立志救国，其志决不改变。这发自肺腑的一席话，使得父母心悦诚服，从此，对他的革命活动不但不再阻拦，且给予支持。

1933年，党组织因他在“左联”工作出色，调他到上海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任科长，1934年兼管出版部印刷厂的发行工作。印刷厂发行工作的任务是以极其秘密的方法，将印好的书刊分发给各工厂、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和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等外国组织，然后由这些组织散发出去。当时的上海，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择手段地对付共产党,镇压革命。所以，发行科和印刷厂的人选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由最可靠的干部担任。在恶劣的环境中王明扬身负重伤，工作十分勤奋。诸如印刷厂地点的选择，房屋的租赁，印刷机器、印刷纸张及印好书刊的运送，他一一过问，与印刷厂的同志一起进行。他以做生意为掩护，把纸张运进栈房，然后在深更半夜打开楼顶晒台，搬到隔壁印刷厂去。他这样日复一日的出没于大街小巷，尽管经常乔装打扮，有时扮成商人，有时西装革履，还有几次被敌人盯梢，还被搜查过几次。但每次他都机智的把“尾巴”甩掉了，或者巧妙而又敏捷地将包裹隐蔽起来，泰然自若的接受敌人的搜查，对答敌人的盘问。

1935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其他机关遭到国民党大破坏后，王明扬及其领导下的发行科、行印刷厂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由亲戚介绍，先后在英商天祥洋行、法商保险公司当小职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以职员身份加入上海职业界抗日救亡协会。在协会中，他又与党接上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并成为救亡协会出色的领导。1937年12月上旬，他在上海的一家救亡团体活动时，被日本鬼子逮捕关押了20多天。他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的各次审问，始终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敌人抓不住把柄对他也无可奈何。后经他父亲多方营救获释。释放后，他立即找到党组织，又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1938年1月，上级党组织鉴于上海环境日趋恶化，王明扬被捕后已成为“红人”，决定将他调到浙江工作。他到了浙江，开始在宁波缪家桥小学教书，同时在附近农村开展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不久，被调到中共金衢特委，任宣传部长，后又改任组织部长兼兰溪县委书记。1939年9月，被任为特委书记。金华在浙赣铁路干线的枢纽，当时为国民党省政府驻地，许多文人也集中于此，金华已成为浙江政治、文化的中心。王明扬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工作得很出色。几年来，金衢特委所辖的区域内，大部分县建立了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6月，省委调王明扬任浙南特委组织部长兼闽浙边区办事处主任。

当年初，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闽浙边区和浙南各地的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顽固派增派闽保第二团在闽浙边区各县“驻剿”；各县也成立了“搜缴队”、便衣队，对我党进行夹攻。一些动摇份子相继叛变，一大批党员干部被捕、被杀，福鼎、鼎平两县的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乌云笼罩着闽浙边区，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在血雨腥风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王明扬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被派到边区的。他初到那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加上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毫不畏缩，一到边区，立即深入群众，很快地就和群众打成一片，适应了新的环境，工作逐渐有了起色。边区各级党组织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了，在某些地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他首先到福鼎，召开福鼎县委主要干部会议，制定了适应当时条件的斗争方案。随即到福鼎线下东区，同县委部分同志研究如何恢复鼎平县的工作：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设法转移，同时改变农村支部横的联系，尽量避免因目标暴露而带来的损失;又设法把蒲门区失去联系的同志找回来，并分批组织人员到各地区去工作。他还组织了一部分同志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到海岛进行隐蔽活动。他每到一处，先组织县、区主要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提高他们对革命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再给他们分配工作任务。他在边区废寝忘食的工作，从不考虑个人生命的安危。1942年3月，他来到福鼎，召开县委主要干部开会，根据当时国民党进攻的形势，讲清了我们的政策，布置了任务。他自己去岭头乡工作。会后分开时，有的同志考虑到他对周围的环境还不十分熟悉，建议由熟悉岭头乡情况的谢秉培协助他工作。他不愿身边多留人，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前往。

1942年4月4日，他在福鼎县沙潭村遭到国民党福鼎便衣队和保安队的两路夹击，情况十分危急。他面对众多敌人，沉着地还击，但终因众寡悬殊，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王明阳牺牲的第二天正是是清明节，人们为边区失去一位好领导，为大家失去一位贴心人而恸哭。国民党顽固派则把王明扬的头颅挂在福鼎县政府门前的榕树上，“示众”3天，妄图把革命者吓倒。但是边区人民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前仆后继，继续战斗。

解放后，福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福鼎城关为王明扬建立纪念碑，让战友和后人凭吊。王明扬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