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提出了国际共运内部“分工”的建议。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都应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国今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多担负些帮助的责任，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及其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能被他们参考和吸取。
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1949年底，中国、苏联、越南等国家的工会代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会议确定，在北京建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
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提升。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运内部的中苏“分工”实际上停止。在这种新形势下，党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活动和斗争，为国内建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之一是互不干涉内政。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思想。他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4月，这五项原则被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6月28日，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对缅甸进行访问。双方会谈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在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叫做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作平等互利。什么叫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别国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
1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吴努和夫人，进一步指出：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还说：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泰国当时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盟国，其首都曼谷是美国针对中国组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
一年以后，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于1955年12月21日会见该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1963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我们有句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对本国情况逐步地更加深入地了解，多做调查研究工作。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找到合适的政策。
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问题，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朋友时指出：“争取民族独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斗争，如印度和加纳；另一种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如阿尔及利亚。”他指出，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这以后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要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与泰国直到1975年7月1日才建交。毛泽东在这一天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说：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
“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各种外交场合都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立场。1975年11月12日，在与缅甸总理奈温会谈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应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各国政府对他们面临的国内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处理，这是各国的内政，是各国自己的权利，中国不干预。在谈到东南亚中立化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要求结束美国基地的立场，支持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提出的把东南亚变成和平、中立、自由的地区的立场。他们要扩大东南亚联盟，要把印度支那三国包括进去，我们也支持。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改革开放后，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驻外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提醒他们不要参与驻在国的革命运动（即反政府的活动）。1973年4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华。4月2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埃切维里亚。宾主见面后，毛泽东先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你在那里没有闯祸吧？”熊向晖不好意思说什么。埃切维里亚说：“没有，他在我们那里很安静。”毛泽东说：“你可要注意啊，大使是否在墨西哥搞革命啊？”埃切维里亚笑着回答：“在墨西哥只有总统本人搞革命。”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说：“那就好啊！中国革命曾受到了欧洲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影响，但由中国革命家和思想家来实现。因为革命既不能出口，也不能进口。”埃切维里亚频频点头。
当时在场的翻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毛主席看似轻松而幽默的这段话，其实颇有一番深意。原来，在熊向晖1972年7月29日离京赴任前一个星期，墨西哥政府曾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训练的反政府游击队’。虽然墨西哥政府也说明这是发生在墨西哥和中国建交之前的事情，但终究使墨西哥政界和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疑虑。所以，在那次会见中，毛主席以独特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绝不输出革命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彻底化解了过去两国关系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