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而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奋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如今，中国正意气风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迈进。抚今追昔，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为先辈们当初的选择和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表示将继承和弘扬国际主义精神，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

　　周幼马

　　我的父亲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炼钢工人家庭。1933年，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父亲怀着行医济世的理想，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后经宋庆龄介绍，到达陕北，从此开启了一段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的人生岁月。

　　是什么力量让我的父亲，这样一位对中国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毅然投身中国革命？是什么力量，使他充满信心，跟随中国共产党从崎岖之路走上康庄大道？很多年前，我向父亲表达了内心的疑问，他的答案很简单：这个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信念。也正因如此，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始终不变。

　　初到上海，父亲所见既有“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有人民大众的疾苦。一些场景令他终生难忘：在一家缫丝厂，他目睹了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双手因为终日泡在热碱水中找蚕茧头，已经腐蚀溃烂，有的甚至骨头外露。这样的经历让父亲深刻认识到：要解救穷人，所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医治社会，改变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在上海，父亲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艾黎等进步人士，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父亲了解到，在中国，有一批人、一支队伍，正在为根除社会顽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奋起反抗。父亲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经过艰苦长征，来到陕北。卫生健康成为摆在红军面前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大的仗要打，而当时的红军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

　　1936年初，宋庆龄找到了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到陕北去。“我要去！”父亲坚定地回答。

　　在我母亲的箱子里，至今仍保存着一本泛黄的旧护照。“加签第6576号”“前往西安”，上面的字样清晰地记录了父亲第一次办理签证去西安的情况。但遗憾的是，第一次西安之行因为没有成功接上头而取消。同年6月，父亲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到西安，改乘东北军运送被服的卡车到了延安城。7月初，他们在白家坪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欢迎。随后，父亲和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主席。

　　在保安，父亲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父亲还接受委托，走遍了保安及附近地区，写下了“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就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提出建议。

　　斯诺在完成采访后离开陕北，用自己的笔向世界介绍了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当时26岁的父亲选择了留下来，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对父亲来说，这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卫生顾问，军龄从1936年7月算起。就这样，这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热情主动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深处内忧外患的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因患病做过多次手术，剧烈的病痛令他无法安眠。陪在父亲病床旁，我听他讲起了一段往事——“上一次如此疼痛难耐的日子，还是很多年前跟随着红军将领陈赓率领的部队去迎接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上。”

　　1936年10月初，从宁夏到甘肃会宁，为避开白天国民党军队轰炸，红军必须夜间行军。一路上，红军涉险滩，蹚河流。“到处都是结冰的河！”父亲告诉我，“大家都舍不得浸坏自己的鞋子，光着脚过河”，“脚踩上去，表层是薄冰，中间是水，再踩下去又是厚厚的冰。两层冰一层水，中间是条肉大腿。真是疼痛难忍！”“每次过完一段河，红军战士们都把脚搁在彼此的怀里，放在棉衣里焐着，待暖和过来，才发现脚上都是血道子。”“这次行军中，每走一段路就是这样的河流，反反复复。这里被称为黄泛区，‘五十里路脚不干’。”

　　从加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到跟着红军队伍救死扶伤、行军打仗，父亲感悟到中国的力量、光明与希望。他目睹朱德、贺龙等红军将领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他还看到，在战场上，一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却紧握枪杆……无论是将领还是战士都无畏牺牲、冲锋在前，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这让父亲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

　　父亲总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做的是正义的事业。“1937年当我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全中国共产党员、红军革命者等加起来不过几万人。10年后当我离开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了百万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申请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于1950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奔走在医疗第一线为病人服务，并将余生的精力投入到麻风病防治工作中，为我国较快实现对麻风病的控制和预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说：“一个人要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在我理解，正如父亲所说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是他一辈子的信念。在新时代，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在疫情防控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初心没有变，使命没有变，精神没有变。

　　（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口述，本报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唱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郑小提

　　我的父亲郑律成，原名郑富恩，1914年出生在朝鲜半岛全罗南道的光州。父亲一生谱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父亲说：“一个作曲家必须表现时代的感情，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唱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只有这样的歌曲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父亲出生那年，朝鲜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父亲的3个哥哥不愿意做亡国奴，纷纷参加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3年春天，父亲的三哥从中国回到朝鲜，为设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招收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兄长影响的父亲，决定跟着三哥到中国参加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在“朝鲜革命干部学校”，他们学习政治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歌唱激昂悲壮的《国际歌》《赤旗歌》等革命歌曲。

　　翌年毕业后，父亲在南京鼓楼电话局从事秘密抗日活动。同时从小喜爱音乐的他，每周抽时间前往上海学习声乐。俄籍声乐教授克里诺娃非常赞赏他的音乐天赋，认为以他的音乐素养如果有机会去意大利深造，未来可能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其间，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杜君慧、罗青等进步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听到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他为冼星海等创作的雄壮革命曲调而激动，认识到音乐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摆在父亲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接受克里诺娃教授的引荐，到意大利学习声乐；二是追随革命理想，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去。在国破家亡的悲痛和中国抗日的烽火中，父亲的思想愈发成熟。父亲下定决心到延安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探求真理。

　　当年10月，父亲背着一把曼陀铃、一把小提琴和两本世界名曲集，到达延安。他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又进入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延安充满蓬勃朝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抗日军民火热的革命岁月，激荡着父亲的心，也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

　　1938年4月的一个傍晚，父亲参加完一场群众大会，走在山坡上，眼前的一切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宝塔山、延河水在余晖中呈现出壮美的景色，河畔战士们或操练、或三三两两漫步，延安城内外歌声四起……他邀鲁艺文学系的莫耶作词，自己谱写了乐曲。几天后，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歌唱延安》（后定名为《延安颂》）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由父亲和鲁艺音乐老师唐荣枚一起完成了首唱。

　　那时候，延安是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颂》的诞生鼓舞了更多有志青年，很多人唱着这支歌奔赴延安……1939年1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父亲找到了好友公木叔叔，提议共同酝酿一部大合唱，以讴歌人民子弟兵。父亲希望，这部大合唱要写出八路军的精神头：骑兵要写出嗒嗒前进的马蹄声，炮兵要写出隆隆震天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韵律和谐……公木带着激情提笔，很快就完成了8首合唱歌词的创作。而那时候的音乐创作不比现在，没有钢琴，甚至连手风琴都没有，父亲只能低唱浅吟，边哼哼边打节拍，有时就找块石头敲打硬物来找节奏，有时还会跑出窑洞爬上山坡寻找灵感。8月底9月初，《八路军大合唱》全部编曲完成。父亲在曲谱的卷首亲笔题了八个大字：献给英雄的八路军。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演。这部嘹亮而刚劲、充满战斗气魄的大合唱一经诞生，就迅速在根据地传开，由后方传到了抗日前线。特别是《八路军进行曲》坚毅豪迈、热情奔放，其中那句“向前，向前，向前！”堪称点睛之笔，诠释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一种勇往直前的决心，一种势不可挡的革命气概。一首好的有号召力的革命歌曲，其鼓舞人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战争中，《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出差。父亲坚信，创作一定要来自火热的生活、来自可爱的人民。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各地，从云贵高原到东北雪原，从西北边陲到东海之滨，长时间深入农村、林场、工厂等，向群众学习，寻找创作源泉。父亲重走一遍长征路，为毛主席诗词谱曲创作了交响合唱《长征路上》；在兴安岭的密林中，他与伐木工人同吃住，写下了《采伐歌》《兴安岭上雪花飘》等；他为孩子们谱写了《我们多么幸福》《绿色的祖国》……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从事了音乐工作，并着手整理父亲的作品。我总想，这些歌曲饱含着父亲对革命事业的火热情怀，其中熔铸着中国共产党人豪迈的精神信仰，也正因如此，这些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至今传唱不衰。

　　（郑律成之女郑小提口述，本报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书写命运与共的美好篇章(记者手记)

陈尚文

《 人民日报 》（ 2022年12月23日   第 17 版）

　　还记得两年前的盛夏，在北京什刹海附近一座四合院内，记者见到了年过百岁的苏菲老人。这里，也是她与丈夫、原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曾经共同生活的地方。在老人的娓娓诉说中，伴随着屋内陈设的老照片，一个个场景浮现眼前：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峥嵘岁月，一名外国医生投身中国革命的坚定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时光中的相知相守。还记得苏菲老人说，如今有幸见证国家越来越强大，马海德挂念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这都是马海德最希望看到的。

　　老一辈国际友人的亲属们表示，父辈当初作出的投身中国革命事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坚守国际主义精神，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友好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时刻，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艾黎、林迈可等一大批国际友人，在中国共产党正义事业的感召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有的不惧枪林弹雨，在战场前线救死扶伤；有的用笔和镜头记录中国军民的抗战历程，让世界得以了解中国革命及其世界意义；有的开展经济救亡运动，为中国培训大批技术人才……

　　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曾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正是因为具有斯诺所写到的那种“力量”，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村京子和丈夫汉斯·米勒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的八路军战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和米大夫的选择是正确的。”中村京子的话语发自肺腑。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让我愿意停留……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很幸福，因为我生活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美籍专家马克·力文常常弹着心爱的吉他，在歌声中讲述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新时代，有更多国际友人为推动中国的发展事业尽心竭力，也有更多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为促进当地发展挥洒汗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展现着天下一家的情怀，书写着命运与共的美好篇章。

来源: 人民日报